习大大都主持全球妇女峰会了，你还搞不清女权与女工的关系？
我：“你怎么看女权？”
女工大姐：“我觉得女权就是权力的权。现在不是男权吗？男人说了算。女权就是女的说了算。”
我：“你觉得女权是好的吗？”
女工大姐：“有很多方面会是好的，我肯定愿意帮助弱者，现在社会弱者一般都是女性嘛。”
我：“你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吗？”
女工大姐：“女权主义者必须有说话的能力，我没那个能力，成为不了女权主义者。没有文化知识，物质方面也很重要，我要是有钱的老板，我肯定会帮助很多人。女权主义者要能保护好自己，才能帮助别人。我很无奈，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怎么做女权主义者？”
以上是我和一位深圳女工的对话。这位大姐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成为女权主义者，却一边跟工厂打补缴养老保险的官司，一边参与女工戏剧小组的活动；在家中跟丈夫没有固定的分工。她认为女性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也要独立自主、实现男女平等。虽然没什么人跟她聊过女权主义的概念和话题，她平时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却是非常女权。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确实常常引起困惑和误解。可能因为命名的抽象，一般人习惯将“女权”等同于“女性的权力”，不知道女权还可以是“女性的权利”。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会认为“女权主义者”是一个负面标签。我的一位学长曾在社交网络上吐槽：“一听到女权主义，谈什么权力，还有主义，就觉得很恐怖”。在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环境里，女权主义者既然无法回避被污名化，不如更主动使用这样的身份标签去反转涵义。
“我们能做到！”（图片来自网络）
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女权是女性的权利。女权是女性的权利。女权是女性的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女性如果没有权力，也就没有权利呀！
不论女权主义有多少种分类，至少有两个前提是所有女权主义者可以取得共识的：社会现实是性别不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应该实现性别平等。但如何实现性别平等这个目标，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比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只有改变社会制度才能带来女性的真正解放。女权主义（feminism）曾被翻译成“妇女主义”，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更是指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
毛时代的“铁姑娘”，强调女性力量，否定两性差异（图片来自网络）
而自由女权主义则视国家为压迫妇女的主要原因。1980年代出于对毛时代国家女权主义的反叛，学界使用“女性主义”一词来强调男女的性别差异，开展性别平权和社会性别理论的翻译与讨论。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后，NGO、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等概念被引进中国。女权主义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的学术探讨，也成为指导很多NGO进行社会倡导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原则。
女性在不同社会身份下有着不同的艰难处境，毛时代的“男女平等”的框架已经无法面对新时代的社会问题。如今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女性愈发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女工、农村留守妇女、职业病女工、受家暴妇女、女同性恋……改革开放初期“男女平等在中国已经实现”的结论也跟着不攻自破。国家女权主义逐渐衰退，草根女权运动则在世妇会后得以发展壮大。女权主义成为草根行动者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标签。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学界偏爱“女性主义”一词和NGO强调“女权主义”看到两者的差异。
女性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女权诉求。不只是城市白领和学生，女工同样需要女权主义。但当女权主义这样高度抽象的词汇只能被一部分人理解和使用，无法与更多人共享的时候，女权主义赋予女性自主权和独立性的能量就会削弱。所以，与其强调身份认同，不如展开常识的讨论：女权主义与女工有什么关系？
我接触到的一些劳工机构基本很少直接使用女权主义这个命名，而是更多地将社会性别的视角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他们的日常工作。阶级的分析框架不能涵盖和解释女工的所有议题，所以讨论阶级与性别哪个更重要没有意义；有意义的问题是：阶级、性别、年龄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了女工的生存处境？
很多女工面临的问题，例如就业、基本工时、基本工资、工伤职业病、社会保险等，无法靠单一的阶级视角进行分析，需要综合女权主义的视角处理。换句话说，相关政策如在制定和操作过程中，缺乏对女性独特生命体验和权利需求的考虑，无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没有及时处理因此产生的政策资源分配不平等，结果反而可能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而事关性别的很多议题却往往被视作私人领域的个人问题。女权主义者正是要将私人领域的个人问题重新拉回到公共领域。“个人即政治”讲的就是如何将个人议题与更宽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勾连在一起，将女性的个人问题放入整个社会当中进行分析和处理。
拿家暴来举例。因为“家和万事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样的观念，家庭暴力往往被视作个人私事，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因而无法通过公权力干涉和解决。不同阶级的女性应对家庭暴力，能够利用的社会资源是不同的。对于一个中产阶级女性，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让她拥有离开一段暴力关系的物质条件，但个人的性格差异、重建人际交往的成本、是否以家庭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与施暴者的感情等等多重因素，同样可能影响受害者的决定。
遭遇家暴的女工（图片来自网络）
女工之间也存在差异。年轻的工厂女工拥有打工姐妹的人脉网和情感支持，加上远离家乡、工作具有高度流动性，她们也许相对容易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但当我去北京，拜访服务对象为家庭妇女和家政工的木兰社区活动中心时，却发现她们一旦遭遇家暴，处境要艰难很多。
家庭妇女没有独立自主的经济条件，需要依靠施暴的丈夫，加上扶养孩子的责任，她们很难离开家庭独自生活。而家政女工也不像工厂女工那样可以通过集体生活建立社会网络。她们在雇主家的工作环境里单打独斗，很难结识朋友，面对家庭暴力也很难获得社会网络的情感支持。加上家政工的年龄普遍偏大，无论是面对就业市场时的选择，还是家庭地位，都更加弱势，她们更可能倾向于维护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比年轻未婚的工厂女工更难重新开始新生活。
再说说性骚扰。因为文化观念里对性话题的敏感和污名化，性骚扰往往而无法被公开探讨。但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公开讨论，就不能被看见，不被看见就不能去积极解决，从而变成卧室里的大象＊。女权戏剧《阴道独白》正是通过大声说出阴道，挑战文化禁忌，将私人领域的暴力公之于众，以此反抗针对妇女的性暴力和性骚扰。深圳手牵手工友中心在该剧的启发下，结合女工的真实经历创作了《月经独白》，让女工大声说出月经的故事，将她们特有的个人生理问题拉入公共视野。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与男性不同，例假伴随的头晕、痛经等等身体的反应，让女工无法符合工厂流水线生产对工人身体的强制性要求，才更需要开展女工享受月经假权利的社会倡导活动。
＊原意出自《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形容对于显而易见的问题刻意回避、无视、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
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呼吁工厂中的性别平等（图片来自网络）
伴随着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的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拥有更多的婚姻和生育自主性，选择不婚或者丁克（不生育），也积极通过女权文化生产和消费来塑造新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反抗社会对剩女的歧视。而女工大多数还是会进入婚姻，担负起妻子和母亲的传统社会角色。传统工人阶级文化强调男子气概，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也更难被挑战。已婚女工在工厂遭受资本剥削，回家还要承担起扶养孩子、洗衣做饭的家务劳动，对于她们而言，与丈夫协商家务劳动，对重构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很有必要。而在珠三角地区农村的当地女工，虽然工厂的雇佣劳动给她们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但由于身在本地，加上南方宗族文化以男性为主导的生产资源分配，让她们并没有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深圳绿色蔷薇女工服务中心去年演出的《我是女工》短剧中，还讨论了另外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议题：控制人口数量的上环政策。为了贯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有些地区会对产后妇女强制执行宫内节育器的手术，通过刺激子宫内膜产生炎症反应使受精卵不能发育以避免再度怀孕。这项政策对所有女性的身体都意味着伤害，在身体内植入金属环，经常会给女性带来各种身体的痛苦，一方面做手术本身就很痛苦，另一方面，因为体质原因，有些女性会因为上环一个月来2次月经，更有人因此感染妇科病。
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上环会更倾向于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生育控制，本地女性没有被强制执行。有些人可以靠关系免除上环，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宁可交罚款来逃避上环。而对于缺乏关系和金钱的流动妇女而言，想要享受当地的福利政策和办理行政手续时，子女的少儿医保、少儿成长补贴、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独生子女证、小学学位申请等，都需要提供上环证明。
（图片来自网络）
女工拉拉（女同性恋）在女工群体中更是隐形的人。所有拉拉都要面对来自原生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压力，但相比白领和大学生群体，女工所处的社会舆论环境更加难以接受性少数群体，女工拉拉也更难获得社会性别和自我认同的文化资源，T／P（婆）划分的倾向会更加明显，其中扮演男性社会角色的T往往很大男子主义，她们的亲密关系看起来也更接近传统的异性恋模式（男性占主导地位）。当然她们与公益机构的距离远近也影响了她们获得资源的可能，相比工业区QQ群里的很多拉拉，参与劳工机构培训的拉拉会有更多性别平等的意识。
单一的理论框架无法解决拥有复杂社会身份的女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她们是生理女性、工人、城市外来人口，是母亲、妻子、女儿、女同性恋……马克思主义或是女权主义，都是提供我们一扇窗口或一个放大镜，去看见我们社会各种不公正，去挑战主流文化对边缘人群的种种污名和歧视。女权主义与女工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不必牵强附会地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贴到所有女工身上，但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各种压迫（不光是来自资本主义，也来自男权社会），需要挑战各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权力关系，女权主义对争取自主权的女工是必不可少的反抗武器。